我国历史大致可以分成清朝末年以前的漫长的古代、民国初期、抗日战争及解 放战争时期、新中国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迄今的新时期(指中 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

        其中清朝末年是一个分界点，伴随着西方科学心理学的传人，国内也开始对职 业心理进行科学的探讨。民国初年，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心理学研究曾掀起了 一个小高潮，职业心理的探讨也沾了光。

        从研究内容看:我国教育工作者很早就感到职业指导和职业选择的重要，并积 极加以提倡和研究。1929年刘湛恩与潘文安即在《十年来之中国职业指导》一文 中叙述了我国的职业指导尝试起始于清华学校及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指导部的工 作。1934年，吴福元编译《英国之职业指导与职业研究》，郭祖超译《比利时之职业 指导与选择》(《心理半年刊》,2卷1期)。1936年何清儒发表了《职业指导—一 门基于心理学的学术》(《心理季刊》，第2期)演讲，他说职业指导是帮助青年解决 各种职业问题，包括职业选择、训练、就业、改业、成功诸问题，力求人与事业匹配为 原则，以达到个人才能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为最后目的。何清儒指出，职业指导的 研究从两方面进行：

①：对人的研究，有个性、身体、智力、特殊能力、兴趣、性格的差 异，个人所受的教育、环境的差别，个人家庭经济情况的差异;

②：对事的分析，职业的性质、环境、所需要的资格能力、工作的报酬等。任熙烈的 《中国学生择业之倾向》(《心理》,1925年，3卷4号)，作者以问卷法调查男女学生 850人，发现职业倾向: 士多，商少;男生多选文、理，女生多选教、文;女生对美术、医学兴趣较浓。 与美国职业心理的发展相似，国内也是极其重视测验的作用。 但是，从抗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几十年里，由于战争以及由此形成 的以国家民族层面急需为导向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曾一度掀起心理学研 究的热潮，职业心理的探讨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周先庚、陈汉标(1936)曾在《中国 工业心理学之兴起》一文中建议将职业心理研究与工业心理、商业心理研究中分离 出来(杨鑫辉，2000:303-304)，可惜这个建议从未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 就业政策的变动，人们对职业心理的兴趣增加了，这方面的论文增加了，这方面的 专著也陆续问世(见下一节详述)。 在清末心理学传人前，我国虽没有用科学方法研究职业心理，但有丰富的职业 心理的思想和实践。

        有关职业心理的实践更是源远流长。最典型的莫过于始于隋朝，绵延千年的 科举制度。科举制度里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对人的职业能力的认识和分类。以武 举为例，《清史稿》(卷108，选举三)记载:“考试初制，首场马箭射毡球，二场步箭射 布侯，均发九矢。马射中二，步射中三为合式，再开弓、舞刀，掇石试技勇。顺治七 年，停试技勇，康熙十三年复之。更定马射树的距三十五步，中三矢为合式，不合式 不得试二场。步射距八十步，中二矢为合式。再试以八力、十力、十二力之弓，八十 斤、百斤、百二十斤之刀，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之石。弓开满、刀舞花，掇石 去地尺，三项能一、二者为合试，不合试不得试三场。合试者印于颊，嗣改印小臂， 以杜顶冒。三十二年，步射改树的距五十步中二矢为合式。乾隆间，复改三十步射 六矢中二为合式。马射增地球，而弓、刀、石二项技勇，必有一项系头号、二号者，方 准合式，逐为永制。”从这段话可知，在明清的武举中，考试的内容曾几经变更。虽 然没有为何变更的文字记载，但可推测这与考试内容制定者对武举人所需特殊能 力及其测试的认识紧密联系的。在武举考试中，“开弓”和“舞刀”实际上都各自考 察了两种技能:一种是准确度高低(指射箭)或刀法好坏(指舞刀);另一种是力量 大小(通过开八力、十力、十二力的弓或舞八十斤、百斤、百二十斤刀的方式来测 定)，而掇石则主要是考核被试力量的大小。只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祖先们没有找 到能够避免个人主观偏见的机制或科学方法。我国古代的职业心理思想与实践是 一个宝库，值得我们深人地挖掘。